每年过年，总有一些年轻人成为“恐归族”。“近乡情怯”的原因，或是经济压力，或是爱情无着，或是一票难求，或是风俗隔阂。在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工作与政策系主任陈友华看来，年轻人过年回家有顾虑已经是一个普遍现象。

　　中国青年报：您认为年轻人过年回家有顾虑，是个别现象还是普遍现象?

　　陈友华：实际上，不仅年轻人回家有顾虑，在城市生活或打工的中年人或老年人，春节回老家过年，多少都会有一些顾虑。原因主要有：

　　第一，回家过年的经济压力太大。中国春节送红包与礼品的习俗，导致“望家却步”。

　　第二，“衣锦还乡”是中国人对外出者的普遍期盼。年轻人工作不久，在事业上很难取得什么大成就，很多人“混得不怎么样”甚至“混得不好”，碍于面子，觉得在家乡父老面前无法交代。

　　第三，年轻人正值恋爱结婚年龄，很多却仍孑然一身，春节回家会面临来自家庭与社会的巨大压力。为了逃避这种压力，甚至出现租借男女朋友回家的现象。更多则是干脆不回家，以逃避父母逼婚。

　　第四，城市与农村的生活形态差别较大，一些离家时间较长的年轻人，可能已经不习惯家乡的生活。

　　第五，春节期间农村多是吃吃喝喝、扑克麻将、东家长李家短地拉家常，文化生活相对比较贫乏，年轻人呆不住。

　　中国青年报：您认为这种现象反映出怎样的社会问题?

　　陈友华：“衣锦还乡”甚至“光宗耀祖”，是人们对外出者的共同期盼，这也是一种共同的民族文化心理，这就给外出者巨大的精神压力。实际上，现在从农村走出来的年轻人，很多在城市受到制度歧视，也得不到家庭的“帮衬”，要取得事业上的成功，难度越来越大。

　　中国青年报：您认为这些年轻人的压力和挫败感，是大环境下的必然还是偶然?

　　陈友华：不同时代的人对“努力”的理解不一样，40后到60后对“努力”的理解与70后到90后，是很不相同的。在40后到60后的眼中，一些自认为“很努力”的70后到90后，可能并不怎么努力，少部分甚至很不努力。

　　挫败感和失落感，与预期和欲望紧密相关。年轻人工作不久，绝大多数人不可能取得多大成就，仅凭自己的努力在大城市买不起房，这很正常。即便在西方发达国家，在大城市工作的年轻人也很难仅靠自己的努力买得起房。中国多数年轻人对自己的预期和欲望较高，不切实际的高预期和高欲望与现实之间出现较大落差时，挫败感与失落感就会油然而生。

　　这种挫败感的出现，一方面，与当前社会风气有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逐渐出现了“一切向钱看”的倾向，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盛行。另一方面，与我们的制度设计有关，贫富分化与阶层固化很多都是制度设计的结果。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很多年轻人出现挫败感和失落感是一种必然。

　　中国青年报：您认为应当如何减轻年轻人的负担?

　　陈友华：时代痛感自然要靠改革，特别是制度变革来缓解。

　　一是必须在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各方面，进行彻底的变革，特别是尽快废除户籍制度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一整套城乡与区域隔离性制度安排。真正建立起一个公平正义的、让每个人都看到希望的社会。让所有人觉得只要努力工作，都有可能成功。打碎阶层固化的藩篱，建立公平正义的社会流动机制。

　　二是国家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就业等基本民生方面，应该承担起应有责任。建立起公共资源的均等化配置机制，改变目前存在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差别化配置倾向。比如，择校就是教育资源差别化配置的结果。还要建立起全国统一的覆盖全体成员的基本社会保障制度，使每一个公民的基本生活都能得到制度性保障。特别是保障房制度要将流动人口包含在内。

　　三是在子女教育、住房等方面给予年轻人更多支持。减轻包括年轻人在内的所有人的生活压力与社会负担。

　　中国青年报：有人说“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您认为亲情会缓解年轻人内心的焦虑吗?

　　陈友华：春节是一个家庭团聚的节日，无论平时身在何处，回家过年是中国人的文化传统，这与是否有钱关联不大。每一个回家过年的人，身心感受都是不完全一样的。很多年轻人回家过年，感受到浓浓亲情的同时，可能也感受到种种压力。对于春节回家的年轻人来说，内心的“五味杂陈”也许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